色成一种记忆

 

谈任虹《红色记忆》系列作品的立场和意义

 

自波普艺术出现以来,对各种公共图像的挪用已成为艺术家创作的惯用手法。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当作为对现代主义崇尚个性和原创性的质疑的后现代艺术观念出现之后,艺术家挪用图像的立场和方式变得重要起来。所以,当我们面对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中,毛泽东,以及红色革命时代的各种形象,因其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文化内涵,而被一批又一批艺术家当作典型符号运用于艺术创作,从而形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特有的艺术现象时,这些艺术家的立场就会成为我们讨论这一艺术现象的基本出发点。大体言之,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的政治波普,表达了经过八五新潮的艺术家对1989至1992特殊期间的困惑,以及对1992年之后市场经济升起的又一个转型时期中国出现的种种社会现实的反思和批判。1995年之后,对革命时代的批判、反思、困惑中所包含的调侃开始被放大,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这就不免使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产生困惑和不解,历史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女艺术家任虹以自己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那个充满激情与动荡的红色年代。她在这批《红色记忆》系列作品中,大胆的将鸽子,箭头等装饰图案布满画面,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视觉效果。繁复而富有质感的艺术语言传达出她对儿时经历的留恋,以及对那个充满理想与浪漫色彩年代的怀念。而这些都集中体现在她对毛泽东这个图像的处理上。我认为,这是任虹创作这批作品的独特立场,也是我们将在此给予阐释的重点之所在。

在我看来,任虹对毛泽东图像的使用不同于当代大多数艺术家对该图像的处理。简单说来,从图像使用的立场和方式上看,任虹的作品具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在任虹的《红色记忆》系列作品中,对毛泽东图像的使用是正面的和积极的。她笔下描绘的毛泽东要不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致意,要不就是和群众亲密交流,或是在农村考察调研。她试图还原那个曾经在她记忆深处留下的有关毛泽东的印象,那就是一位慈祥长者的毛泽东是,一个睿智的领袖,一个无法取代的偶像。或许,这些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而言并没有什么特别。可是,如果我们站在当代这个纬度上,将任虹对毛泽东图像的处理与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具有政治波普意味的艺术家对该图像的处理进行比较,便会发现她的独特处。在初期,中国的政治波普大多站在批判和反省的立场上来处理毛泽东图像,,无论是打格子还是大批判,其中都蕴涵着对那个时代深刻的反思。但在任虹这里,虽然采用了类似的形式,不过所要表达的意义截然不同,她利用承担集体记忆的公共图像,但更倾向于从个人视角表达对儿时经历的记忆。当然,这与政治波普后期走向荒诞和媚俗,甚至有意将毛泽东图像丑化的做法更是有天壤之别。其次,从绘画语言上看,任虹喜欢将红色作为画面的基本色调。她也很贴切的将其作品称为红色记忆。实际上,在《红色记忆》系列作品中,红色不仅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表征,而且也代表了艺术家对那个时代的回忆方式。这也就是说,当毛泽东的头像被无数面迎风飘扬的红旗托起时,画家不仅在回想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而且这种回想本身也是充满激情的。虽然如今的我们已不在挥舞铁拳,招展的红旗已不在随风舞动,但红色的记忆在物欲横流,到处充满诱惑的当代社会是否尤为珍贵呢?当我们的社会开始在一种非公平的竞争中变得贫富悬殊的时候,毛主义中的乌托邦也许更显出现实的意义。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任虹在对红色年代的回忆和表达中,真正要言说的东西。

另外,在艺术图式上,任虹作品的最大特色就在于画面具有强烈的设计感。画家将旗子,箭头,鸽子等图案连续反复排列于整个画面,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装饰美感。色彩和图案的变化与衔接相当巧妙,让观者在惊叹画家非凡的视觉传达功力的同时,产生了极大的审美愉悦。但这种审美愉悦并非来自画面内部,而是存在于观者与画面形象的交流之中。因为画家放弃了传统肖像画或人物画中将所要表现的形象固定在画框里的做法,而是有意将装饰图案加在人物形象之上产生一种凹凸变化的视觉效果,这样形象便从固定的二维平面中解放出来。任虹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固定形象而是乐意传递更多的形象,并在形象的变化中描绘人物和事件,这样,观者可以随着自己观察视角的转换,在富有变化的画面中重新对图像进行组合,这就使一个完全开放的图像场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与此同时,大量单一装饰图案的连续并置,使形象的辨识度降低,同时使画面产生一种向深层退隐的视觉效果。我们可以说,整个画面看起来像是一个拼图,仿佛历史的车轮将人们的记忆碾成碎片之后,画家又将其有机的粘合起来;也可以说,画家有意识的将印有图案的薄纱覆于画面之上,让人产生一种回望历史的距离感。不管怎样,出色的画面设计产生了与众不同的视觉享受,展示了画家高超的图像处理技巧。当然,技巧终归只是达到艺术理想的手段而已,任虹真正想做的是用艺术符号建设一个对她来说似真但又是记忆中的世界。诚如普鲁斯特在《似水年华》中所说:“真正的生命是再活过的生命,它由记忆语言再创造而获得”。而普鲁斯特与任虹的不同就在于一个依赖于丰富的文字语言,一个借助于形象的重建。不过,任虹在《红色记忆》中的这种重建,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在一个不再高喊口号,挥舞铁拳的年代,在一个缺少反省和批判的年代,使从革命的红色时代走过来的人,永不忘却他们在历史突变中的复杂而又丰富的生命意义。

 

 

 

邹跃进

2007/6/8完稿于重庆